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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整个世界都看成是外国,才能是个完美的人:专访《拜访革命》周

作者:   发布日期:2020-07-11  分类:I生活报

把整个世界都看成是外国,才能是个完美的人:专访《拜访革命》周

周轶君替我们华文传媒打开一扇了解伊斯兰世界的窗子。

出生上海,周轶君不似一般的上海人,只想留在上海。「当年考大学时,我的志愿全填了北京的学校,而后阴错阳差的选了阿拉伯语专业,然后看了一本中东记者写的书,就决定投身新闻界,想去中东。」简简单单的三两句话,周轶君就豪爽地解释完别人听起来惊涛骇浪的选择。

「一开始报考新华社时,人家看我是女生,根本不要我,连考试的资格都没有。」周轶君只能先去国内线的外文部,待了两年,多次向领导请命后,才终于熬出头,成了驻外记者。

很多人都好奇,女记者如何在男女界线森严的伊斯兰国度工作。「女性的外表的确造成许多不便。」有一次周轶君去採访哈玛斯的领导人,由于忘了带头巾,竟然被随扈斥责,要她戴上头巾,才能与领导见面。「不过女性了身份同时也给了些方便。」因为是女记者,许多人会降低原有的戒心,也不太好意思刁难你。而这也让周轶君比起一般的男记者,有更多机会接触不同採访对象。

在《拜访革命》一书中,周轶君的採访对象,上至杜拜酋长,下至伊朗的左派青年,周轶君带领读者了解中东世界的各路人马。她的记者身份,让她有机会亲炙统治阶级,而北方养成的豪爽性格,也让她容易与市井小民打成一片。

2011年茉莉花革命,让连任多年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倒台,当时,周轶君就在埃及。在某个空暇,她採访了一个五十多岁的酒店门卫大爷。「那个大爷很兴奋地跟我这个异乡人说三道四,针砭政治,我在埃及人的脸上看到许多骄傲、荣光。」她曾在十年前于开罗大学进修阿拉伯文,2011年时,她看到埃及人的脸上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自信。

但2014年周轶君重返埃及,再度与门卫大爷见面,却得到了与三年前完全相反的答案。

「我后悔了,革命是错的。」

茉莉花革命后,埃及政坛百家争鸣,强人穆巴拉克留下的政治真空,让许多人眼红、觊觎。门卫大爷前后支持了不同的候选人,没有人能让他满意。

不过,百家争鸣的局面不只出现在政坛上,同时也出现在门卫大爷的家中。「我家的女人开始嘲笑我选错对象,她们都跟我支持不同候选人。」革命的浪潮打开了许多人的嘴。

茉莉花革命后,世代之间、性别之间的隔阂开始瓦解,以往划清界线的族群开始产生对话。妇女在家中开始有地位,谈论政治不再是男性的专利。周轶君认为这样的变化是网路所带来的「进步」。

「以前因为信息不全面,民众很难接触到不同想法与言论,甚至没认识到『讲话』的重要性。有些老一辈的人会缅怀这种单调的时代,但网路社会不允许这样。网路让很多人的生活透明化,每个人都可以很清楚地意识到不同意见的存在。」

网路也让公共事务的讨论唾手可得。二次大战过后,人类维持了历史上长久的和平。资讯的获得门槛比以往降低许多,在讯息量爆炸的今日,人类取得资讯后,就觉得自己无所不知,想要影响未来的前途、命运。

2011年的埃及人,用十八天推翻执政三十年的总统,但三年后,许多埃及人却开始后悔当初的选择。得来不易的民主果实,不似当初想像的的如此甜美。

茉莉花革命时,开罗的解放广场成为抗议人潮的集散地。抗议民众都喊着,「我要尊严、平等。」当时的埃及人欣羡欧美的民主,也想要有言论自由,「他们会觉得那些人可以,为何我不可以?」

革命风暴过后,埃及陷入内乱,连带的经济也蒙受其害、失业率攀增。许多人发现,没有麵包还是不可以的。「儘管2011年的解放广场上面,是没有人谈工作这件事的。」

周轶君发现,经济与民主的两难抉择,不只是埃及人的头痛问题。「以往总认为经济越发展,人民对要求民主的程度会越高。」但列支敦士敦与土耳其的案例,却打破了这个理论。

列支敦士敦夹在瑞士与奥地利之间,是个至今还有世袭君主的中欧富裕小国。当今的列支敦士敦大公,汉斯亚当二世,手握重要的政治实权,可以轻易地否决掉议会提出的议案。大公的权力太大了,使得一些人在前起年发起修改宪法的运动。但当大公一提出,只要修宪成功,就举家搬走的条件时,所有人都选择一边倒地支持大公。土耳其在厄多安当政时,强调经济发展,但同时限制许多人民应有权力。厄多安以成为第二个土耳其国父自居,推动凯末尔主义,同样地也吸引不少支持者。

「当一个政府能将经济搞好,就可以跟人民谈条件。而经济如果让人民很满意,他们似乎也可以放弃一些自由。」

厄多安以凯末尔为护身符,其实也其来有自。

周轶君发现,中东国家多背负着古文明的包袱,伊朗提倡古波斯居鲁士精神,沙乌地阿拉伯也以自身传统自豪。「许多国家,利用过去的历史、古政权的璀璨进行爱国教育,近一步巩固政权。」

虽然檯面上很多人认为中东冲突的导火线多源于宗派,但就「完全意义上来看,这几年的变化不只是一个宗教的战争。」在中东,宗教只是分野,事物的背后还是政治。海珊时代的伊拉克,什叶派与逊尼派彼此通婚、通商,也没有像今日这样的问题。只是现今的当权者常利用宗派间的差异来进行角力。

与中国一样,近代的中东国家也面临了「强大西方」的问题。不同国家做出不同的合纵连横,甚至同一国家,在不同时期也做出不同选择。伊朗在巴勒维国王当政时亲近欧美,何梅尼的时代,则视美国为寇雠。鉅变不过弹指之间。但不论后巴勒维时代的伊朗如何排斥西方,西化的生活方式已经深根年轻人一代。

现代化与西化是不同概念,后者更具有政治主导、文化优越的象徵意涵,也更容易引发东西文化的对立。但许多国家,仍在现代化与西化之间挣扎。

较早与西方接触、被殖民的地方,似乎受「阿拉伯之春」的影响较深。

突尼西亚、埃及,都是属于这种类型。拿破侖入侵埃及,带来了议会制度,虽然不是那幺的透明,但扎下了一套体系,也分化了许多统一的势力。201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「突尼西亚四方团体」,表彰突尼西亚在茉莉花革命中,率先走出暴力循环。这个组织的首领说:「我们国家很幸运的是,没有一个人说了算。大家势均力敌,才有讨价还价的空间。」

与骄傲的古帝国处于光谱两端的,是美国、瑞士这种没有历史包袱的新兴国家。《拜访革命》中记载了周轶君在瑞士闹的一则笑话。在她原有的观念里面,瑞士应该也像其他国家一样,设有总统或总理,也应该有总统府。因此她很自然而然地询问了身旁的瑞士友人「总统府在哪」,万万没想到,瑞士是没有总统的。

瑞士採用相当前卫、先锋的直接民主。但周轶君也提醒,瑞士经过多年修炼才走到今日,但在网路时代,社会结构已经产生巨大变革,不同群体、议题在社交平台发生冲突,我们还能像瑞士这样,拥有时间慢慢尝试各种方式吗?

随着中国大陆崛起,不少华人也离乡背井,到中东工作。周轶君观察到,许多华商认为「太民主的地方不好做生意」,「尤其是做能源的,特别喜欢独裁政权,因为老闆说的算!」

当中东的革命浪潮席捲而至时,中国人的现实个性展露无遗。「最好离政治远一些」、「不要惹麻烦」、「那种大事情我们就不好说了」,这些话语随处可闻。「他们会想要了解当前局势,但了解的原因并不是求知,而是不要让自己出错、误判情势。」

然而,事实上,面对自己国内的事物,中国人的批评力道也不逊于中东人。

周轶君认为,中国情况很不一样,人民以新兴中产阶级的身份崛起,保卫自身的相关权益。不像阿拉伯之春那样的大规模起义,反而是用零零星星的形式展开抗议,网路也稀释了许多暴力动能。而台湾、香港这几年的社会运动,也不似中东这样,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。「追根究柢,港台拥有素质较高的公民社会。」

《拜访革命》一书写的虽然是中东与西欧国家,但对周轶君而言,也在寻找自身提问的解答。「所有看世界的旅程,都为我埋伏了另一场回归,为了认识他,我必须一再出发。」

她送给我们一段文学评论大师奥尔巴赫(Erich Auerbach, 1892-1957)的话:

「当一个人只热爱他的祖国时,他只是个初学者。当他把其他地方看得跟祖国一样重要时,他已经有所成长了。但只有当他把整个世界都看成是外国时,他才能是个完美的人。」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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